三國(220-280年)是中國歷史上漢朝以后晉朝以前的一段歷史時期。在此期間，曹魏、蜀漢、東吳三大政權相繼出現。那么以下有趣的歷史小系列就給大家帶來魏武三詔:曹操多次發布求賢令，是唯才是舉，還是壓制士族的詳細介紹？讓我們看看！

　　建安十五年(210年)令:“...世界還沒有確定，求賢之急。如果廉士后來可以用，齊桓為什么要霸？今天，我沒有遇到一個無知的人。二三子是唯一的舉動，我得用。”

　　在《求賢令》中，曹操第一次喊出“只有才能才能舉起”。曹操認為，如果只選擇廉潔的人，齊桓公就不會重用奢華的管仲，也不會有霸權。曹操歷史性地提出，人才的選擇不能注重“道德品質”，而只能注重人才。“偷嫂子受金”的人也可以使用，這與漢代以來“舉孝廉”、注重名人的選拔標準大不相同。

　　十九年(214)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有進取心的人可能不會有行，陳平會這么做嗎？蘇秦值得信賴嗎？有了司明思的意義，士無遺滯，官無廢業。”

　　今年，當劉備奪取益州時，曹操對孫權感到沮喪。在這一命令中，曹操繼續以“偷嫂子賄賂”的陳平為例，說陳平可以幫助劉邦建立一個大人物，無信的蘇秦可以救濟弱小的燕國，表明“有進取心的人可能不進取，有進取心的人可能不進取”，不能因為人的性格有缺點而放棄人才，朝廷應該重用有才華的人才，不要遺漏。

　　22年(217年)令:“昔伊智、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官也...今天，他們沒有高才異質，有侮辱的名字，有笑的旅程，不仁不孝，有治國用兵的技巧。他們都知道，沒有遺物。”

　　這時，曹操已經是魏王了，各種禮儀、車馬服飾已經逼近天子。在第三條詔書中，他以伊智、傅說、管仲、吳起、蕭何、曹參、韓信、陳平為例，認為只要有“治國用兵”，即使出身低廉，即使曾經是敵人，即使以“侮辱、笑”的名義，甚至“不仁不孝”，也可以用于“我”。

　　以上是著名的“魏武三詔令”。曹操從210年到217年連續發布了三條求賢令，每一條詔令的基本含義都差不多。他們都堅持“只有才能”，不必過分強調所謂的道德。“偷嫂子，收錢”、“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治國強兵之術，也要推薦重用。

　　曹操發布了三條“求賢令”，是單純的為了招人才，還是另有深刻的含義？

　　一、真誠招人才

　　當我們評價一個人或一件事時，首先不要惡意猜測別人。因此，我認為曹操在210年第一次發布人才命令時，真誠地想以“只有人才”的原則吸引人才。在過去的兩年里，孫劉聯盟變得越來越穩定。曹操知道他不能在短時間內統一世界，所以他想挖掘更多的人才，做出更大的成就。

　　曹操是一個有才華的人，所以他不僅呼吁“只有才能”，而且一直這樣做。曹操早期的謀士戲劇人才“粗俗的嘲笑”，郭嘉“不治療檢查”、“脾氣暴躁”程宇、被稱為“毒士”的賈旭、貪婪的丁飛、江濟等，都成為曹操手下曹魏的重要人物。

　　二、打破兩漢以來“重名輕實”的官員選拔制度

　　事實上，曹操的求賢令有些冒著全世界的風險，因為曹操提出的“唯才是舉，不重品德”與當時的主流社會背道而馳。曹操的舉動是為了打破漢代以來“重名輕實”的官員選拔制度。兩漢實行察舉制，漢武帝罷免百家獨尊儒術。東漢光武帝非常重視儒家思想。因此，在東漢中后期，品鑒人物、清議名聲在社會上很受歡迎。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曹操也想得到汝南著名學者徐紹的評論。徐紹看不起曹操的閹割背景，被曹操強迫的無奈，給出了“治理世界的能臣，亂世的奸臣”的評價。就連像曹操這樣灑脫不羈的人，也需要名人的點評和祝福，這說明當時品評、清議、虛談的繁榮。

　　此外，不得不說，由于官方機制的指導，漢代士人對道德聲譽的重視進入了一種“偏執”的狀態。為了獲得“孝道”的聲譽，士兵們“深情地修復自己的外表，依靠道德藝術，以達到他們的聲譽。”矯揉造作的自我修飾，依靠經典技能來贏得聲譽，最終進入官員。當我們打開歷史書時，經常有很多例子來保持孝道，為官員哀悼，賺錢。

　　三歲讓梨的孔融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孔子的后代。孔融是典型的品德高尚、名副其實的名人。然而，孔融的治理能力真的“可怕”：我想在北海有所作為，但面對黃巾軍，我無能為力。結果，連我的家人都被俘了。在司馬彪的作品中，孔融任命惡棍，內政混亂，人們抱怨。

　　荊州牧劉表也是世界大亂之前的名人之一。然而，盡管他在亂世中跨越了河流和漢朝，但他只是一個自衛的人。徐靜是徐紹的表弟。后來，他成了劉備的下屬。劉備不想任命他，但法正勸說劉備：“雖然徐靜是一個虛榮的人，但沒有事實。他應該更加尊重他，以炫耀他的距離。”

　　三、貶低抑士族，為篡漢掃清障礙

　　陸耀東先生評論了曹操的求賢令：他深刻理解了這些名人在當時政治和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他們互相炫耀，藏人不僅影響了政府就業的權力，而且在社會上創造了一群不一致的浮華人物。

　　如果曹操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或者進一步篡奪劉的政權，他必須首先根除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名人。反復強調，他的就業政策完全否定了漢代人才和道德的選舉標準。因此，魏武的三項命令不是亂世尋求人才的權宜之計，而是曹操通過就業制度打擊民族和名人的政策。

　　觀察制度的另一個后果是門閥士族的萌芽和發展。事實上，在東漢中后期，門閥士族已經開始萌芽，因為汝南的袁氏“四世三公”和弘農楊氏的“四世太尉”。袁紹和楊秀的家人一直是高級官員，所以他們的門生和官員遍布世界各地，他們的家庭勢力越來越大。

　　打破舊世界，建立新秩序，是每個站在時代風口浪尖的關鍵人物都想做的事情。一方面，曹操想改變東漢以來華麗的選官制度。同時，他也想遏制不斷發展壯大的門閥士族，因為如果允許他們發展，他們可能是他們前進的最大阻力。

　　雖然曹操一直有意無意地壓制士族，堅持只有才能，但他死后。為了得到士族集團的支持，曹丕妥協了，采用了陳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最后，出現了“上品無窮，下品無士”的局面。也許這就是歷史的趨勢，沒有人能控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