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績出身官宦世家，然而他卻沒有對仕途產生興趣，反而以陶淵明為偶像。他自幼好學，博聞強記，但也一直不安分。

　　15歲時，王績去長安游歷，拜見權傾朝野的大臣楊素。楊素與他談笑時，發現他談吐非凡，有英邁之氣，因此稱之為“神童仙子”。沒過幾年，王績便“應孝廉舉，中高第，授秘書正字”。但他生性簡傲，受不了朝廷里的各種規矩，就借口生病辭職了。接著，組織部門又安排他擔任揚州六合縣丞，可他到任后從不處理政務，天天做醉鬼，于是意見很快被反映到上級。眼看要被解職了，他借口患痛風，連夜乘小船溜了。這樣不負責任，他還振振有詞：“彌天大網從天而降，我能夠躲到哪里去呢!”

　　回到家鄉后，王績聽說附近有一個名叫仲長子光的隱士，“服食養性”，“非其力不食”， 30年始終如此，覺得很不錯，就搬過去結廬。仲長子光終日不語，卻常常請王績喝酒，王績活得不亦樂乎。

　　唐武德八年(625年)，朝廷征召前朝官員，王績仍以原來職務待詔門下省。按照慣例，門下省每天供應官員好酒三升。一次，有人問他：“在朝廷里待詔快樂嗎?”他回答說：“待詔薪俸微薄，門庭冷落，無人問津，也難得升遷，只是每天官府會供應三升美酒，倒還差強人意!”門下省侍中聽說之后，說：“王先生既然嗜酒，三升酒怎么夠呢?從今天起，每天供應他一斗!”從此，王績就得了一個“斗酒學士”的雅號。但他卻自號“五斗先生”—不僅表明自己酒量大，更隱含了決心向陶淵明學習的意思。

　　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王績比之更加可愛，他嗜酒如命，哪里有酒就奔向哪里。貞觀初期，太樂署史焦革善釀酒，王績自求任太樂丞。負責選派官吏的部門認為他不合適，不授，他就與組織部的負責人胡攪蠻纏，最后終于當上了。可不久焦革夫婦相繼去世，再無人供應好酒，王績再也無心戀棧，便掛冠歸隱了。

　　自歸隱后，直到病卒于家中，王績一直樂此不疲地混跡于村野之間。他最樂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間做點小活，然后停下來看看花鳥魚蟲，或者倚在某個幽靜的角落里看著路上行人，偶爾和他們說說話，聊聊天，高興時就寫一些詩文。“北場蕓藿罷，東皋刈黍歸。相逢秋月滿，更值夜螢飛。”他一生不得志，歸隱后，總喜歡和那些隱居山野的文人一起交游，這首詩就反映了他歸隱生活的一個側面。

　　王績以“有道于己，無功于時”而自號“無功”，不難看出他的價值取向呈現明顯的出世色彩。他一生由進而退，辭官歸隱，大約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這在王績侄子編著的《錄東皋子答陳尚書書略》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王績的兄長)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王績大概看破了殘酷的現實：這個社會沒有正義與良知，也沒有永恒的勝利，只有暫時的羞辱，如果遁世躲避，遠離塵世，其羞自解，其心自寬，而且與天地自然相處，還可以得到心靈的慰藉與悠閑。

　　也許，嗜酒只是王績歸隱的一個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內心深處逗留官場還是歸隱村野的矛盾。酒，只是他內心的一種釋放。陶醉于村野的閑適廣闊，使他在經歷了三仕之后最終選擇了隱逸，建立了獨特的游離于宮廷仕途之外的價值取向，正如陶淵明一樣，“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