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曾描述貞觀年間的一些成就。據記載，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大豐收，流散四方的民眾紛紛返回故鄉，一斗米的價格僅值三四個銅錢。在整個年度，全國只判處了29人死刑。同樣，《資治通鑒》還記載了貞觀七年（633年）天下共有390名死囚，他們被釋放回家后，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全體按時到長安有關司法部門報到，沒有一人逃匿。皇帝寬恕了他們的死罪等等。然而，這些贊揚和頌揚的描述都帶有時代背景，不能完全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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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糧食價格大跌來彰顯的，主要不是大豐收，而是社會的富足安寧，這是傳統的觀念，也是史家常用筆法。出門帶糧食帶干糧是過去幾千年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而一年的糧食富足就能達到在商品經濟并不特別發達的年代里出門完全不用考慮帶干糧的事，到哪都能買到吃食，就未必可信。同時，與糧價低廉并存的“谷賤傷農”的社會問題，則被糧食豐盈的太平景象給掩蓋了。這個掩蓋，是有意的。

　　囚犯如期返回，甘領刑罰。這一段也不盡可信。在漢唐時期，有人犯法，不僅家人要受牽連，連里正、坊正、村正這些基層干部都要受牽連;罪人逃亡是罪上加罪;收留或藏匿逃亡者的也要治罪。所以，這個朝廷與囚犯互信的動人故事，是有它特定的法律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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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貞觀十三年(639年)，魏征有一篇系統批評貞觀之治走下坡路的奏章，后人題為《十漸不克終疏》，其中說道：“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還揭露唐太宗說過“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魏征所說是貞觀中期的情況，魏征之后，這樣正直的聲音就少多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充容徐氏上疏批評時政：“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于甲胄，舟車倦于轉輸”等等。這些批評的存在，是我們全面了解貞觀時代的重要參考。

　　在古代社會，制造虛假繁榮也是常見的現象，是帝王的需要，也算是臣下的責任和義務。王莽和武則天登基，按舊觀念都有“篡位”之嫌，卻恰恰是全國各地到處都呈報“祥瑞”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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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以上歷史記載，貞觀之治的景象雖然也有浮夸溢美之辭，與前秦苻堅或武則天的武周時期相比，程度上還是有所區別。而貞觀之治名留青史，其實不在于那些溢美不實之辭，而在于它留下了貞觀君臣討論政治的大量記錄;更涌現出魏征等人的批評，也留下了不同的歷史記載。

　　消除貞觀的泡沫，還原一個真實的貞觀，我們還是可以從貞觀時期君臣的言行中吸取很多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的。